打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网上挂号平台，血液内科赵维莅教授的号往往都是约满状态，经常在半个月以后的日子才有余号可挂。

“待人和蔼可亲，每次看到她就有一种病魔能战胜的感觉”，“感谢赵主任团队给了第二次生命”……患者留言栏中，大家都对这位笑容温暖、医术高明的沪上女医师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和感激。

 

赵维莅教授

迄今为止，赵维莅在瑞金医院血液内科工作了25年。时光荏苒，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里，她凭借着孜孜不倦的科研态度和精湛的临床医术，收获了无数奖杯和荣誉，同时也肩负起许多责任和期盼。

她不仅是科室的“超级大脑”、学生的“最美导师”，同时也是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实验血液学会秘书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淋巴瘤联盟副主席、美国血液学会外籍委员、《中华血液学杂志》和《白血病淋巴瘤》杂志编委。

赵维莅每天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已经很难记得自己到底诊治过多少病人，但只要有病人认出她，跟她道声好或者报个平安，她就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的时候就会碰到我的老病人。他们跟我打招呼说他们现在过得很好，我就觉得很开心，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2021年3月的一个下午，赵维莅坐在办公室里回忆生活中的美好瞬间，脸上不自觉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传 承

赵维莅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同时也是医学世家，父亲母亲、姨父姨妈乃至表哥都是医生。

回想起小时候，父母总是要去医院值班，工作很辛苦，经常不在家，小小年纪的赵维莅就很懂得体谅父母，自己学起了做饭。

亲人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平时难得能有聚会，即使聚在一起，大家的话题也往往围绕着医学展开。

“从小听到很多他们救治患者的经历，非常励志，所以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是一件非常光荣和有成就感的事情，治病救人甚至能挽救生命的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

如此耳濡目染之下，医学在她心中播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督促着她在学业上不断精进。到了1991年，赵维莅填报高考志愿，那时医学类院校录取门槛很高，但她毫不犹豫，填的都是医学类院校。

最终，她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录取， 那年高考实行的是“3+1”政策，语数英之外，赵维莅选了一门化学。满分150分的卷子，赵维莅三门科目都拿了一百三十几分，她谦虚地说：“只有语文考得不太好，你看，我现在老写科研论文，也算是不断锻炼我的语文水平了。”

走进医学的殿堂，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本科5年+硕士2年的医学生，要付出比其他专业学生更多的汗水。每一门医学科目背后，都是沉甸甸的课本和数百年来先辈总结的科学经验。大学五年级那年，成绩优秀的同学可以去各个医院的好科室实习。那个时候，临床实践对于医学生而言，是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辅导员希望成绩优秀的赵维莅去瑞金医院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实习。

“辅导员告诉我，那里是一个治愈白血病的地方。”当时的赵维莅对血液病了解还不是很深，她记得心里一咯噔，“那时候白血病还是不治之症，这怎么能医得好？这个地方一定很神奇。”

一去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赵维莅发现尽管办公条件较为简陋，场地也不大，但是这里是真正的众星云集、高手辈出。

 

赵维莅教授和王振义院士一起查房

王振义、陈竺、陈赛娟均是著作等身的院士，都是国内血液病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改变了无数患者的命运。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陈国强院士也在这个科室，他当时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在血液病学最顶尖的国际期刊《Blood》投稿修回，是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新星。

“他们都是国内血液病方面最优秀的医生，工作非常勤奋，技术非常精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谈到很多关于治疗血液病的憧憬，关于血液病的靶向治疗，他们都非常投入。”

谈到这里，赵维莅非常动容，前辈的付出依然感染着她，“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们攻坚克难的背影和言传身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选 择

“一门四院士”的光辉，给了赵维莅莫大的前进动力，“当你看到身边的人都是那么勤奋、善良、上进，你也会见贤思齐”。

从那时起，她就坚定了心中的选择——为治疗血液病奋斗终身。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人提及血液系统肿瘤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白血病，白血病也是瑞金医院血液学科力争攻克的堡垒之一。但是随着环境因素、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另一类血液系统肿瘤正在以极快的发病速度攀升，那就是淋巴瘤。

当时，国内专门研究淋巴瘤的学者还不是很多，但淋巴瘤已经以不可忽视的姿态跃升为血液系统疾病中最高发的肿瘤。

“陈竺老师就跟我讲，维莅你有没有想过去尝试研究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在我们现在的领域还不是很多人去做，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

这是老师殷切的期望，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赵维莅一开始也有所迟疑，当她想到她有老师的支持，又是处于现代科学发展的高速期，医院给了相当大的平台给医生去发挥，她决定了，要成为淋巴瘤领域的“王牌”。

 

赵维莅教授参加学术交流

“这个年代给了我们更多这样的机会，不仅是去看病，更是去了解一个疾病，了解这个疾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去战胜疾病。”赵维莅一字一句都很坚定。

2001年，她凭借优秀的工作表现，经陈竺院士和陈赛娟院士推荐，赴法国巴黎圣路易斯医院及巴黎第七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进修。

瑞金医院血液科有赴法学习、交流合作的历史渊源，王振义、陈竺、陈赛娟等院士都曾在法国做过研究。因此，在很多出国机会面前，赵维莅还是选择了法国，“我也要去体会科室这样一种历史传承”。

赵维莅的英文很流利，法语基础薄弱，在法国进修期间遇到了不小的语言障碍，“学习书本上的法语，跟你真正去讲法语，这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

临床实验室的法国同学对她很友好，建议陪她一起学法语，“他们说，维莅，如果你始终跟我们讲英文的话，你就永远都不能够知道我们想些什么。”

从此，每天中午的空闲时间，大家就买一杯咖啡坐下来交流，利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学。在这样的语言环境浸润下，赵维莅的法语突飞猛进，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

如今，赵维莅的法语口语依然很流利，跟讲英文一样不需要很多思考就能脱口而出，到现在她都很感谢法国同事的耐心帮助。

在法国学习期间，研究淋巴瘤的法国导师Anne Janin教授给了她很大的启发，使得她回国后在临床一线奋斗时目标更加清晰，意志更加坚定。

赵维莅总结为：“要通过合理的优秀的临床研究去改写中国的治疗指南，要在指南之下有更创新的治疗方法，尤其是找到疾病的靶点，要有合作共赢的意识，为更多的病人带去希望”。

奋 进

2020年4月，国家癌症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在一篇研究中指出，据估算，2015 年全国恶性淋巴瘤新发病例8.95万例（占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的2.28%），全国恶性淋巴瘤粗发病率为6.52/10万。男性发病率为女性的1.42倍，城市地区发病率是农村地区的1.30倍。

总的来说，淋巴瘤在中国的发病与死亡的顺位近几年徘徊在第10位左右，在世界范围内淋巴瘤位列所有恶性肿瘤发病顺位的第9位，居所有恶性肿瘤死亡顺位的第10位。

从数据上来看，与淋巴瘤的战争号角已经吹响了。如果将每家与血液病搏斗的医院看作一支军队，瑞金医院无疑是最兵强马壮的一支先锋力量。

面对狡猾而又诡诈的“对手”，赵维莅坚持贯彻团队作战、分型而治的思路，助力淋巴瘤的精准诊疗。

淋巴瘤几乎可以发生在人体任何组织和器官（头发与指甲除外），而且病理类型十分复杂。针对不同病理类型的淋巴瘤，治疗方案各不相同。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近十年来，赵维莅带队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国人淋巴瘤生物样本库，以及中国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分子分型基因谱，为国内精进淋巴瘤诊疗提供了翔实的研究数据。

“我们团队看的病人多了以后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B细胞淋巴瘤患者，但是其中有不少是恶性程度较高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赵维莅介绍，原先他们也用国外的分子分型来评价，结果发觉好像做出来比例都不对，所以最后决定还是得用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去进行分析。

对中国患者进行分子分型的工作非常关键，这样一来，才能准确预测这个病人到底对治疗敏感不敏感，如果不敏感，医生可以进一步分析应该用什么样的靶向药物联合治疗。

 

赵维莅教授指导学生做实验

赵维莅团队这几年致力于做NK/T细胞淋巴瘤、T细胞淋巴瘤和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方面组学分析。随着项目的深入，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地区医院的医生遇到了需要研究的病例，没有办法把样本全都拿到上海去分析。

赵维莅没有气馁，她想到可以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基因单拎出来做成panel，试剂盒里的近百种基因都是在中国患者群体中发生率比较高，又能跟新的靶向药物对应契合的，“原来需要新鲜组织做的，现在只需要石蜡保存的组织就可以做”。

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样本采集的成本和难度。这几年赵维莅团队也在大力推广这种专为中国淋巴瘤患者打造的试剂盒，“希望各个地方每个病理科都能用上，能够帮助我们的病人选择更理想的治疗方法”。

“其实做一个临床科学家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你的临床问题，可以把临床的思路转化为科学的语言，去实现一个idea，为患者谋福利。”赵维莅说。

善 良

工作中的赵维莅，思维活跃，精力旺盛，可以日夜兼程，和同事们钻研细胞培养难题，撰写项目报告，在学术研讨会上分享研究成果……她的日程表永远是满满当当。

 

赵维莅教授和团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行列，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等多项奖项和荣誉。

笑称“上午与病人沟通，下午与学生沟通，晚上与自己沟通”的她，每天都是一样的忙碌，早上7点起床，7点45分到医院交接班，直到晚上0点甚至1点才能洗漱睡觉。

“以前还能坚持一个礼拜给家人做一顿饭，后来一个月做顿饭，现在一年才能做一顿饭，也就是除夕那天可以做一顿饭，我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坚持那一顿饭。”

这位笑容满面、声音温柔的沪上女医师，把全部的青春奉献给了血液学科，“其实我也很喜欢玩，我也特别想出去玩，但是现在我的责任是要把团队带好，把我们的病人看好，把医院交给我的任务完成，我想玩的事情只好往后搁一下。”

赵维莅从小就很清楚，医生工作强度非常大，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她经常会和团队同事聊天，尤其是年轻同事，希望能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每个人都要碰到很多的困难，有一些困难可能是客观的，但有一些困难可能是主观的，关键是看你怎么对待这个困难。”

赵维莅认为，如果把困难看得很重，困难永远就树立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举重若轻，能够去忽视它、想办法克服它，那困难就能积淀为一种经历，也成为进步的基石。

幸运的是，攻坚克难的赵维莅，成为了学科进步变化的历史见证者。回想起自己刚工作的岁月，她感慨万千：“血液的重病人特别多，而且化疗几乎是100%的，特别一些80岁以上的年纪大的病人很多都直接放弃了治疗。”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赵维莅的一些淋巴瘤病人可以一边上班一边治疗，不影响正常生活，80岁的病人成为“小年轻”，甚至一些病人也可以不化疗了，“放在二三十年前，血液科病人不化疗还有谁化疗？”

同时，她还观察到，重症患者比以前少了很多，医生们的整体治疗体验也比原来好了很多，“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医生努力的结果，也是最开心的事”。

王振义院士曾对赵维莅说：“善有善报。”赵维莅一直秉持的信念也是为善行医，“善良是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善良不是嘴巴说说的，是做人的一个标准”。

在2019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时，赵维莅的获奖感言是这样说的：“改善中国淋巴瘤的诊治水平，提高患者生存率，让更多患者康复，回归生活，患者的微笑是我们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