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国医疗行业出了很多具备历史意义的转折性事件，比如“全面清理医院科室外包”、“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等等。这些行业内的改变和转折究竟是好是坏，是缓解了“看病难”还是降低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面对产业变化又该何去何从?针对这些问题，39健康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

对待医院科室外包不能“一刀切”

魏则西事件之后，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成众矢之的，人人欲除之而后快。5月4日，国家卫计委明确表态，对于出租科室的公立医疗机构，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彻底清理和检查，并立即停止合作。显然，卫计委此举一来是由于医院科室外包领域确实乱象丛生，二来也是为了平息舆论。然而，对于“全面清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刘国恩并不认同。

“今年中国出了几起公立医院科室外包的问题，为了应对当下出现的问题，政府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这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资金、人员比较有限的时候，医院通过科室外包与社会力量结合，或者和其他医药服务机构结合，反倒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品质。”

刘国恩强调，医院科室外包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要因为我们在科室外包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全面否定科室外包这个现象本身。“我认为，简单地让某个问题不再出现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项，反而应该就此不断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克服其弊端，发扬其利端，这才应该是对待像科室外包这种新生事物的一种更积极的态度。”

事实上，国内医院科室外包现象的出现是有其特定历史原因的。对于医院而言，一个尴尬又现实的问题是，当资源配置有限时，如果给每个科室都分配人力物力，便无法集中资源发展该院的强势科室。此时，科室外包便成为“求发展”的选项之一。

“从长远来看，医院科室外包有利于促进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更好的分工，是能够“见光”的一件事，而不会永远上不了台面，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然，这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作出更详细的相关规定，同时跟进管理措施，而不是像倒洗脚水一样，孩子和洗脚水一起倒出去了。”刘国恩补充道。

“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之后 供给侧改革也要跟上

今年5月以来，北京多家医院陆续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以响应北京市医管局年初制定的“2016年重点工作安排”——在2016年年底前，取消22家市属三级医院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就诊模式。按照官方说法，此举旨在解决患者普遍反映的窗口挂号排队长、缴费排队长、患者持卡过多等问题。

对此，刘国恩认为，首先要给预约挂号这项措施点赞，但点赞之外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关键的是，供给侧改革要跟上。

刘国恩解释，“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方”作要求，但如果供给侧改革不跟进，只简单要求需方现场不挂号，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即使措施出台后有影响，那也是极其有限且短暂的，人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抵消其效果。

在中国，“看病难”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去大医院看病非常拥堵。然而，最拥堵的地方往往不是住院部，而是门诊部。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为76亿人次，入院人数为20441万人。其中，医院门诊量29.7亿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17.1亿人次，去医院看门诊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去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人数。

按照刘国恩的说法，这表示我们看病就医人群的流向出现了问题。根据《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我国医院门诊病人的疾病构成以全科疾病和内科慢性病为主。刘国恩指出，这些疾病的诊疗和监测任务大可不必由大医院来承担，像感冒、发烧、拉肚子等医院门诊中最常见的问题，应该放在社区内解决。

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老百姓生活的社区周边并没有能够提供满足老百姓就医需求的全科医疗服务的大夫或诊所。刘国恩进一步解释，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确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由于体制原因，无论是从服务质量、资源配置还是医生医技水平来看，都无法满足老百姓的就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百姓是不得不去到大医院参与拥堵的就诊活动。

“必须进行供给侧的改革，让供给侧的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生资源能够下沉到居民社区，让这些优质的全科医生能够在社区开办他们自己的独立诊所。这样一来，供给侧就强大了，那么老百姓选择到家门口看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刘国恩说。

社会办医应该看准社区基层医疗市场

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民营医院发展迅速。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截止2015年底，我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了1.45万家，超过公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2.7%，比2010年增加了106%。然而，与日渐增长的体量不相称的是，民营医院的诊疗人次和住院人数仅占全国医院总服务量的一成左右。

面临如斯困境，民营医院究竟该如何发展?刘国恩认为，目前在专科医疗领域，公立医院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民营医院想在短期内撼动这种格局是不现实的。因此，社会力量在参与办医时应当优先选择公立医疗机构还比较薄弱且尚未占据垄断地位的地方，比如说社区基层(全科医疗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来提供医疗服务，这种医疗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其结果导致医院的级别越高，规模越大，资源越多，技术越好，影响也越大。因此，对于民营医院而言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专科医疗领域，其竞争力很难与公立医院匹敌。

刘国恩建议，社会办医应该把广大的社区基层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原因有二。一是，相对而言，公立医疗机构尚未在该领域形成垄断地位，甚至在很多地方，这个市场还没有竞争对手;二是，这个地带的医疗需求非常庞大。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具备高投资回报率的事情。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也是一件“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医生集团不应该成为医生自由执业的唯一选择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开始站上时代风口，同时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以医生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获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60多家医生集团相继建立，且更多的医生还在陆续投入其中。今年4月份，第二届中国医生集团大会召开，喊出了“让医生流动起来”的口号，显示了医生集团这种医疗服务团体的核心诉求。

对此，刘国恩指出，从当前来看，医生集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医生个体无法与大医院进行抗衡，从而不得不“抱团”来达到自由执业的目的，这在当下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但是，随着社会条件日益成熟，医生集团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医生发展自己事业的唯一选择。

“如果我们的医生从体制内出来做自己的事业只能通过依附‘医生集团’这个渠道，那么中国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就太没有未来，也太不光明了。”刘国恩说。

刘国恩强调，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推进医生从单点执业走向多点执业，再从多点执业走向自由执业。目前最紧要的，就是要取消管制医生的那只手，也就是取消编制。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够真正流动起来，基层医疗服务平台才能够获得“有源之水”，分级诊疗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分级诊疗不是问题 怎么推进分级诊疗才是问题

医改进行到现在，已经有7年之久，然而，作为医改的核心——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工作却并没有显著进展。业界因而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认为分级诊疗无法切实缓解我国“看病难”的问题。对此，刘国恩指出，分级诊疗这条道路应该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分级诊疗的推进之所以缓慢，正是因为前期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信念，在未来加强推进分级诊疗。

刘国恩认为，分级诊疗推进缓慢主要是由以下两点造成的。一是大医院没有将门诊服务市场让渡给基层医疗服务机构;二是医生没有流动到基层。

“一方面，只要大医院一天还提供门诊服务，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就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 如果仅仅依靠由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级医院，而不引入社会力量，不把医生解放出来，分级诊疗的实现就始终遥遥无期。”刘国恩说。

刘国恩对39健康网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医疗服务市场：医疗主体(机构、人员)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分工，选择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各司其职;社会办医进入到社区基层为居民提供方便、价廉、温馨的全科医疗服务;公立医院的医生从大医院解放出来，实现多点执业、自由执业。

“这几股力量如果能够结合到一起，对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结构性改革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刘国恩强调。

由39健康网主办的2016第九届中国健康总评榜颁奖盛典即将在上海举行，对此，刘国恩表示，中国健康年度总评榜是国内设立最早、参与人数最多、评选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健康行业互联网评选，也是连接公众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医药健康从业者能够在这里展示过去一年的杰出成就、彰显服务创新;公众能够在这里提出医疗需求、表达就医满意度。相信总评榜的持续举办，能够对中国医药健康领域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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